近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印发《石家庄市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提出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允许在职或停薪留职医务人员申请设置医疗机构。
石家庄新出台的文件指出，要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具体包括：简化社会办医用地、环评、消防等审批事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不作规划限制；社会办医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允许在职或停薪留职医务人员申请设置医疗机构等。
据了解，事实上，近年来，有关鼓励在职医生创业的政策一直不断：
2017年3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把1994年老版本《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医疗机构在职、因病退职或者停薪留职的医务人员，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的规定删除，被认为是取消在职医生办医限制的开端。
2018年6月，国家卫健委又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再次降低社会办医门槛，取消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置环节，直接将审批与执业登记环节合并。
2019年5月，国家卫健委继续发布《关于开展促进诊所发展试点的意见》，在北京、上海、沈阳等10座城市放开新办诊所的审批，改为备案制管理，被认为是医生办医的“春天”。
但是，政策一步步放开，究竟会对医生创业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能不能真正释放优质医生生产力？《看医界》为您带来几位业内专家的解读。
放鱼入水，鼓励优质医生“走出去”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会长闫东方告诉《看医界》，社会办医近几年虽然蓬勃发展，但依然存在很大困难，其中关键在于人才的缺乏，闫东方认为，石家庄放开在职医生举办医疗机构的政策，无疑会起到“放鱼入水”的效应。
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医生也认为，这条政策最大的意义是释放优质医生资源，鼓励优质医生“走出去”。但目前的尴尬在于：医生想走，医院不一定愿意放。
张强医生对《看医界》表示，医院管理者对医生兼职创业的顾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担心医生把公家资源转为私用；二是兼职创业会增加医院对员工的管理难度；第三，如果医生把过多精力放在外面，难免会影响在原单位的工作热情和学科发展。
尽管如此，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兼职医生的出现是必然的。张强认为，医院与其去”堵“，不如正视这个形势，对医院和医生之间的契约进行梳理，在法律层面对权责进行界定。
“如果医生真想创业，院长也很难管的住“，张强医生认为，与其”偷偷摸摸“创业滋生一堆问题，不如先在合同上做好约定，大家放心出来干，这样或许更容易达到政府预期的效果。
政策持续开放，实际操作依然障碍重重
虽然鼓励医生开诊所的政策文件不断，但不见得有多少医生真正走出来。
闫东方坦言：我们看到了过往的许多社会办医的政策都很“重磅”，但落实起来又有“打折扣”之嫌。只有具有可操作的实施细则的落地，才能评判地方政策是否真正有意义。
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创始人林锋教授向《看医界》表示，政策“遇冷”的原因是缺乏统一的可操作性细节，难以落实。林锋表示，尽管这两年政策一直在试图简化开诊所的流程，但操作起来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简化，亦或是前松后紧，其实还是一样的。
林锋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生有没有动力出来创业。目前，公与私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状态，包括社会接受度、甚至是医生自己的观念等，这些都是阻碍医生走出去的原因，并且不是出台鼓励政策可以解决的。
此外，林锋认为在职医生开设医疗机构的另一个阻碍是“第一执业点”的限制。在职也好、停薪留职也罢，医生第一执业点依然是原单位，但医生开办医疗机构在审核时却往往要求第一执业点“迁移”，两者本身就是矛盾的。“第一执业点”的问题不解决，兼职创业还是走不通。
而在后疫情时代，除了鼓励医生创业，究竟还有哪些办法有效解放医生生产力？
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巡视员廖新波向表示，允许医生办个人诊所当然是一个医疗下沉好办法，也是政府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的政策落实。但在后疫情时代，或许应该思考更彻底的解放医生，让医生在任何地方行医都成为合法（除了必须的专业要求，如：手术、人流等），目前国家开始允许和鼓励医生通过互联网平台“看病”，并予以网上行医付费的认可，这或许是疫情过后医改的一个发展方向。
近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印发《石家庄市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提出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允许在职或停薪留职医务人员申请设置医疗机构。
石家庄新出台的文件指出，要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具体包括：简化社会办医用地、环评、消防等审批事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不作规划限制；社会办医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允许在职或停薪留职医务人员申请设置医疗机构等。
据了解，事实上，近年来，有关鼓励在职医生创业的政策一直不断：
2017年3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把1994年老版本《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医疗机构在职、因病退职或者停薪留职的医务人员，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的规定删除，被认为是取消在职医生办医限制的开端。
2018年6月，国家卫健委又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再次降低社会办医门槛，取消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置环节，直接将审批与执业登记环节合并。
2019年5月，国家卫健委继续发布《关于开展促进诊所发展试点的意见》，在北京、上海、沈阳等10座城市放开新办诊所的审批，改为备案制管理，被认为是医生办医的“春天”。
但是，政策一步步放开，究竟会对医生创业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能不能真正释放优质医生生产力？《看医界》为您带来几位业内专家的解读。
放鱼入水，鼓励优质医生“走出去”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会长闫东方告诉《看医界》，社会办医近几年虽然蓬勃发展，但依然存在很大困难，其中关键在于人才的缺乏，闫东方认为，石家庄放开在职医生举办医疗机构的政策，无疑会起到“放鱼入水”的效应。
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医生也认为，这条政策最大的意义是释放优质医生资源，鼓励优质医生“走出去”。但目前的尴尬在于：医生想走，医院不一定愿意放。
张强医生对《看医界》表示，医院管理者对医生兼职创业的顾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担心医生把公家资源转为私用；二是兼职创业会增加医院对员工的管理难度；第三，如果医生把过多精力放在外面，难免会影响在原单位的工作热情和学科发展。
尽管如此，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兼职医生的出现是必然的。张强认为，医院与其去”堵“，不如正视这个形势，对医院和医生之间的契约进行梳理，在法律层面对权责进行界定。
“如果医生真想创业，院长也很难管的住“，张强医生认为，与其”偷偷摸摸“创业滋生一堆问题，不如先在合同上做好约定，大家放心出来干，这样或许更容易达到政府预期的效果。
政策持续开放，实际操作依然障碍重重
虽然鼓励医生开诊所的政策文件不断，但不见得有多少医生真正走出来。
闫东方坦言：我们看到了过往的许多社会办医的政策都很“重磅”，但落实起来又有“打折扣”之嫌。只有具有可操作的实施细则的落地，才能评判地方政策是否真正有意义。
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创始人林锋教授向《看医界》表示，政策“遇冷”的原因是缺乏统一的可操作性细节，难以落实。林锋表示，尽管这两年政策一直在试图简化开诊所的流程，但操作起来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简化，亦或是前松后紧，其实还是一样的。
林锋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生有没有动力出来创业。目前，公与私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状态，包括社会接受度、甚至是医生自己的观念等，这些都是阻碍医生走出去的原因，并且不是出台鼓励政策可以解决的。
此外，林锋认为在职医生开设医疗机构的另一个阻碍是“第一执业点”的限制。在职也好、停薪留职也罢，医生第一执业点依然是原单位，但医生开办医疗机构在审核时却往往要求第一执业点“迁移”，两者本身就是矛盾的。“第一执业点”的问题不解决，兼职创业还是走不通。
而在后疫情时代，除了鼓励医生创业，究竟还有哪些办法有效解放医生生产力？
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巡视员廖新波向表示，允许医生办个人诊所当然是一个医疗下沉好办法，也是政府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的政策落实。但在后疫情时代，或许应该思考更彻底的解放医生，让医生在任何地方行医都成为合法（除了必须的专业要求，如：手术、人流等），目前国家开始允许和鼓励医生通过互联网平台“看病”，并予以网上行医付费的认可，这或许是疫情过后医改的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