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平:惟愿星火能燎原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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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大师中间以东家的身份站在讲台上。非常感谢宋院长。

我要先讲我为什么叫李安平?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和我父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年给我起这个名儿?我觉得特别土。后来我爸说,这个名字是我爷爷这辈就定下来的,到我们这辈是“安”字辈。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爷爷要提前替我们设计好这个辈份的字呢?虽然到现在也想不通,但是我喜欢想。所以我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要去想,去追求,去探寻,尽管好多事情还是弄不明白。

公司为什么要叫振东?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一听“振东”这个名就觉得是个很大气的名字:振东——振兴东方!其实错了。因为我老家那个村叫“东和村”,我觉得我老家那个村是最好最好的村。出来以后我还经常站在村的南面想:什么时候村的北边有了水呢,我老家的村就漂亮了。因为我小的时候,村的北面有水。走到南面我又想:什么时候村的南面这个水大了,形成一个湖了,有花、水藻、鱼、虾,形成一个生态,那我老家这个村就漂亮了。我一直在追求这个。所以“振东”这个名字其实很简单、很小气,就是为了振兴我老家这个小村庄——东和村,非常非常小气。好多人都说这个名字起的真好呀,我说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典型的山西土老冒。搞明白了以后,好多人又一直在嘲笑我,说李安平,你这目光就这么短浅?追求这么一个小小的玩意儿?为了振兴一个小山村?我就非常非常生气地告诉他说:站在长治,东和村是我的家乡;站在太原,长治就是我的家乡;站在北京,山西就是我的家乡;站在国外,祖国就是我的家乡!所以,我没有大的想法,只有小小的愿望。

从振东创立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发展?我不断地在回忆。我当年19岁的时候就当了科级干部,这个科级干部很大,因为县里面最大的官是处级干部,常规的官都是科级干部,什么局长都是科级干部。我在19岁就当了科级干部。提拔的最早。谁提拔我的?不是人家县委提拔我的,是我的哥们儿、朋友们提拔我的。在长治有这么一个方言,就是说你喜欢帮忙叫管闲事,我特别喜欢帮别人的忙,管别人的闲事,所以好多哥们儿都称我长治县闲事科科长。别人买不到炭我能买到,别人买不到布我能买到,别人买不到自行车有时候我也能买到。当然有时候也买不到。小的东西我都能买到,大的东西有时候能买到,有时候买不到。为什么呢?我17岁开始给我们县里的局长当通信员,那个时候县里的局长感觉不比现在的分管副省长的官小。真的,这个官很大。所以说,郭冬临那个小品:“有事你说话”,我老婆看了就说:你这个王八蛋,这演的就是你。我经常管闲事。我爸说我是不务正业,我妈说我对着呢。为什么要管闲事呢?我也不知道。是父母的教育?我觉得也不是;是遗传?我觉得也不是;是这边环境的熏陶?我觉得也不是……反正没闹懂。经常给朋友买自行车,买得多了不好意思找局长批条。怎么办呢?就跑到地下黑市,215买一辆自行车,174(国家牌价)再送给朋友。一个月工资就贴进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和我谈女朋友。为什么呢?这么个干法,嫁过来了将来日子怎么过?所以差一点就打了光棍。所以我非常感激我老婆,我老婆真有本事、能认识到我的价值,愿意嫁给我。所以,虽然说人的性格我弄不懂,但是我知道自己不务正业。

93年我被迫下海创业。创业的时候我借了98个人的钱,最少的是400,最多的是2000。 那个时候公务员的工资可能就是100多块钱。我创业的第一个项目是加油站,很小很小,用了八万九千块钱。长治到晋城的二级公路刚刚开通,我就组建了山西省第一个个体户的加油站。为了这个加油站,我借了98个人的钱。94年我把这个加油站租赁给了别人,拿了6万块钱租金。因为这个新开通的路,离我老家那个村还有一段距离,我就从这6万块钱租金里拿了三万六千块钱,找到县交通局的局长,交通局也拿了三万六千块钱,捆在一块儿修了一条路——从我们村到二级公路的路。我是在负债累累的时候,投资了第一个公益项目。七、八年前,有一次回老家,站在我自己修的马路上,非常爽!因为那个年代所修的马路基本上都坏了,但我那条马路到现在20年了还没有坏。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地骄傲和牛逼。为什么没有坏?因为那个时候,我每天骑着摩托车往加油站跑、往公司跑,看他们修路,经常给民工开会。开什么会呢?我说你们一定不要偷工减料,一定要好好地修,因为这个钱是我掏的,这个公益事业是我做的。你们要偷工减料将来生了孩子没屁眼。他们为了孩子有屁眼,就把这个路修得质量非常好。管理其实就这么简单。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断地去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说实在话,我的压力很大很大。从94年还是95、96年开始,周边的老百姓有困难找振东,有困难找李安平,形成了共识。所有的人有困难都来找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有一个毛病,不会拒绝。第一次让宋老师这个课题组研究振东社会责任,宋老师就给我提了一个意见,说:李总,你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你的企业是不匹配的。你担不动,也担不起。我说你讲的非常对,但是我放不下。孩子们考上大学了念不起,找我;孤寡老人没人管,找我;有的家庭出了车祸了,后代没人管了,找我……我很累很累。因为我不会拒绝。去年腊月二十六,我接到了一封信,平遥古城有个女同志写给我的,孩子得了白血病,要做骨髓移植,老公是股骨头坏死。秘书看完信就问我:李总,管不管?我说:给你半天的时间,你想一个拒绝的方法,你能想出来咱就拒绝。半天过去之后,秘书说:我想不出来。我说:你的学历比我高,你都想不出来,我能想出来啊?所以只能帮助她。在振东的发展史上,不可能每年都有很好的效益,我们也有亏的时候,但是这个担子放不下。我很累,这个担子压着我挺不起来,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必须挺起腰杆去拼搏、去奋斗,带领团队一步步的往前走。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做好了,才能担当更多的事,才能给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在振东历史上,有两个我认为非常骄傲和伟大的日子,一个日子叫“扶贫济困日”,是每年八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针对考上学校而上不起学的大中小学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中学生和小学生不用管了,但大学生还得管。每年赞助大约3000人,长期赞助。哪怕有人考上博士,我们也赞助。我赞助的有个小伙子叫闫安鹏,他考到北大博士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因为那个孩子是个残疾人。他能考上大学,考上硕士、又考上博士,在我们的资助下发展得越来越好。所以我那天晚上真的喝醉了,我比他考上博士还要开心。为什么?因为我赞助了他。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需要赞助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扶贫办,我认为振东是中国唯一一家民营企业有扶贫办的企业。我们的扶贫办的时间不够用了,我们就把扶贫济困日改成了每年八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天,再不能往后推了,因为九月份就要开学了。在北方最冷的一天就是冬至。为什么冬至吃饺子?就是怕把耳朵给冻掉了。这一天叫“冬至日”。在长治、晋城地区也叫“冬暖日”,针对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特殊家庭,每年照顾的人是几千人,大约4到5个会场,在晋城有,在武乡八路军十里铺的根据地,在晋中最贫困的县都有赞助。说实在话,我经常被我自己感动的流泪,我经常觉得自己很伟大!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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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振东管理研究院是干什么的?这个大讲堂是干什么的?其实很简单。刚才宋老师讲了,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在中医学院下面的管理学院当院长,他感到不可思议:你一个老板,不好好地做你的企业,跑到大学里当什么院长?吃完饭后他就调侃地说:给我们财大的研究生、MBA讲讲课吧?我说行啊!然后讲了一次,大概他觉得还行。于是,我们开始交往。我刚才翻了一下他写的这本书《优秀企业的逻辑》,里面记载着我们最初的交往。他经常和我说:咱成立一个课题组吧?我说行啊!咱成立一个振东管理研究院吧?我说行啊!咱搞一个振东管理大讲堂吧?我说行啊!我没有拒绝过。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我不会拒绝。那么这个研究院、这个大讲堂干什么?我当时想的是我们山西。我们山西人傻吗?我不承认。我觉得我们山西人聪明的不得了,我们的晋商是那么的伟大。可是我们现在又是咋回事呢?为什么我们除了传统产业、除了煤焦铁电,新兴的产业就不会做呢?这是经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也许根本不应该是我的,应该是省委省政府的,但是我觉得我特别牛逼,我不自觉的就把这重担担在了我的肩上,想通过振东管理研究院,让山西的企业家、高管们开开窍,往前看,去创新,去拼搏,去奋斗!因为我们山西的老百姓有的日子还不好过,我们山西的经济还很落后,我们山西的形象还不太好。我一直这么想。我自认为我和宋老师是“狼狈为奸”,我自认为我们是两个250,加在一块是500,所以一拍即合。我们两个就边筹划、边发展,一不小心就五年了。中间想放弃。有一次在省国资委开会的时候,一个国资委的老总说:安平呀,你们办的这个大讲堂真好!我听过两次。我说:你怎么不和我说呢?他说偷偷去听的。本来想放弃了,说实话,一听这个话,有用!那就不放弃了,继续往前推。它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只要你是真诚的,是善良的,是上进的,我觉得(事情)没有对错之分。所以说,这个研究院、这个大讲堂就继续往前推了。下一步还要往前推!我相信会推得越来越快,会推得越来越准,会推得越来越新。我相信我们这个大讲堂能成为我们山西省经济界、企业界的一个典范。可能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火,能燃起燎原大火,只要能照亮一点点,我们也没有白做。

最后,我还要真诚的感谢宋老师——我终生追求的哥们,最好的朋友,非常感谢他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非常感谢我们财大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都在付出,但是我们的付出不会付之东流的,我们的付出是要有成果的!相信我们振东管理研究院、振东管理大讲堂明天会越来越好,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高!谢谢大家

李安平:惟愿星火能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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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大师中间以东家的身份站在讲台上。非常感谢宋院长。

我要先讲我为什么叫李安平?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和我父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年给我起这个名儿?我觉得特别土。后来我爸说,这个名字是我爷爷这辈就定下来的,到我们这辈是“安”字辈。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爷爷要提前替我们设计好这个辈份的字呢?虽然到现在也想不通,但是我喜欢想。所以我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要去想,去追求,去探寻,尽管好多事情还是弄不明白。

公司为什么要叫振东?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一听“振东”这个名就觉得是个很大气的名字:振东——振兴东方!其实错了。因为我老家那个村叫“东和村”,我觉得我老家那个村是最好最好的村。出来以后我还经常站在村的南面想:什么时候村的北边有了水呢,我老家的村就漂亮了。因为我小的时候,村的北面有水。走到南面我又想:什么时候村的南面这个水大了,形成一个湖了,有花、水藻、鱼、虾,形成一个生态,那我老家这个村就漂亮了。我一直在追求这个。所以“振东”这个名字其实很简单、很小气,就是为了振兴我老家这个小村庄——东和村,非常非常小气。好多人都说这个名字起的真好呀,我说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典型的山西土老冒。搞明白了以后,好多人又一直在嘲笑我,说李安平,你这目光就这么短浅?追求这么一个小小的玩意儿?为了振兴一个小山村?我就非常非常生气地告诉他说:站在长治,东和村是我的家乡;站在太原,长治就是我的家乡;站在北京,山西就是我的家乡;站在国外,祖国就是我的家乡!所以,我没有大的想法,只有小小的愿望。

从振东创立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发展?我不断地在回忆。我当年19岁的时候就当了科级干部,这个科级干部很大,因为县里面最大的官是处级干部,常规的官都是科级干部,什么局长都是科级干部。我在19岁就当了科级干部。提拔的最早。谁提拔我的?不是人家县委提拔我的,是我的哥们儿、朋友们提拔我的。在长治有这么一个方言,就是说你喜欢帮忙叫管闲事,我特别喜欢帮别人的忙,管别人的闲事,所以好多哥们儿都称我长治县闲事科科长。别人买不到炭我能买到,别人买不到布我能买到,别人买不到自行车有时候我也能买到。当然有时候也买不到。小的东西我都能买到,大的东西有时候能买到,有时候买不到。为什么呢?我17岁开始给我们县里的局长当通信员,那个时候县里的局长感觉不比现在的分管副省长的官小。真的,这个官很大。所以说,郭冬临那个小品:“有事你说话”,我老婆看了就说:你这个王八蛋,这演的就是你。我经常管闲事。我爸说我是不务正业,我妈说我对着呢。为什么要管闲事呢?我也不知道。是父母的教育?我觉得也不是;是遗传?我觉得也不是;是这边环境的熏陶?我觉得也不是……反正没闹懂。经常给朋友买自行车,买得多了不好意思找局长批条。怎么办呢?就跑到地下黑市,215买一辆自行车,174(国家牌价)再送给朋友。一个月工资就贴进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和我谈女朋友。为什么呢?这么个干法,嫁过来了将来日子怎么过?所以差一点就打了光棍。所以我非常感激我老婆,我老婆真有本事、能认识到我的价值,愿意嫁给我。所以,虽然说人的性格我弄不懂,但是我知道自己不务正业。

93年我被迫下海创业。创业的时候我借了98个人的钱,最少的是400,最多的是2000。 那个时候公务员的工资可能就是100多块钱。我创业的第一个项目是加油站,很小很小,用了八万九千块钱。长治到晋城的二级公路刚刚开通,我就组建了山西省第一个个体户的加油站。为了这个加油站,我借了98个人的钱。94年我把这个加油站租赁给了别人,拿了6万块钱租金。因为这个新开通的路,离我老家那个村还有一段距离,我就从这6万块钱租金里拿了三万六千块钱,找到县交通局的局长,交通局也拿了三万六千块钱,捆在一块儿修了一条路——从我们村到二级公路的路。我是在负债累累的时候,投资了第一个公益项目。七、八年前,有一次回老家,站在我自己修的马路上,非常爽!因为那个年代所修的马路基本上都坏了,但我那条马路到现在20年了还没有坏。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地骄傲和牛逼。为什么没有坏?因为那个时候,我每天骑着摩托车往加油站跑、往公司跑,看他们修路,经常给民工开会。开什么会呢?我说你们一定不要偷工减料,一定要好好地修,因为这个钱是我掏的,这个公益事业是我做的。你们要偷工减料将来生了孩子没屁眼。他们为了孩子有屁眼,就把这个路修得质量非常好。管理其实就这么简单。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断地去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说实在话,我的压力很大很大。从94年还是95、96年开始,周边的老百姓有困难找振东,有困难找李安平,形成了共识。所有的人有困难都来找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有一个毛病,不会拒绝。第一次让宋老师这个课题组研究振东社会责任,宋老师就给我提了一个意见,说:李总,你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你的企业是不匹配的。你担不动,也担不起。我说你讲的非常对,但是我放不下。孩子们考上大学了念不起,找我;孤寡老人没人管,找我;有的家庭出了车祸了,后代没人管了,找我……我很累很累。因为我不会拒绝。去年腊月二十六,我接到了一封信,平遥古城有个女同志写给我的,孩子得了白血病,要做骨髓移植,老公是股骨头坏死。秘书看完信就问我:李总,管不管?我说:给你半天的时间,你想一个拒绝的方法,你能想出来咱就拒绝。半天过去之后,秘书说:我想不出来。我说:你的学历比我高,你都想不出来,我能想出来啊?所以只能帮助她。在振东的发展史上,不可能每年都有很好的效益,我们也有亏的时候,但是这个担子放不下。我很累,这个担子压着我挺不起来,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必须挺起腰杆去拼搏、去奋斗,带领团队一步步的往前走。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做好了,才能担当更多的事,才能给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在振东历史上,有两个我认为非常骄傲和伟大的日子,一个日子叫“扶贫济困日”,是每年八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针对考上学校而上不起学的大中小学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中学生和小学生不用管了,但大学生还得管。每年赞助大约3000人,长期赞助。哪怕有人考上博士,我们也赞助。我赞助的有个小伙子叫闫安鹏,他考到北大博士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因为那个孩子是个残疾人。他能考上大学,考上硕士、又考上博士,在我们的资助下发展得越来越好。所以我那天晚上真的喝醉了,我比他考上博士还要开心。为什么?因为我赞助了他。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需要赞助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扶贫办,我认为振东是中国唯一一家民营企业有扶贫办的企业。我们的扶贫办的时间不够用了,我们就把扶贫济困日改成了每年八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天,再不能往后推了,因为九月份就要开学了。在北方最冷的一天就是冬至。为什么冬至吃饺子?就是怕把耳朵给冻掉了。这一天叫“冬至日”。在长治、晋城地区也叫“冬暖日”,针对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特殊家庭,每年照顾的人是几千人,大约4到5个会场,在晋城有,在武乡八路军十里铺的根据地,在晋中最贫困的县都有赞助。说实在话,我经常被我自己感动的流泪,我经常觉得自己很伟大!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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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振东管理研究院是干什么的?这个大讲堂是干什么的?其实很简单。刚才宋老师讲了,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在中医学院下面的管理学院当院长,他感到不可思议:你一个老板,不好好地做你的企业,跑到大学里当什么院长?吃完饭后他就调侃地说:给我们财大的研究生、MBA讲讲课吧?我说行啊!然后讲了一次,大概他觉得还行。于是,我们开始交往。我刚才翻了一下他写的这本书《优秀企业的逻辑》,里面记载着我们最初的交往。他经常和我说:咱成立一个课题组吧?我说行啊!咱成立一个振东管理研究院吧?我说行啊!咱搞一个振东管理大讲堂吧?我说行啊!我没有拒绝过。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我不会拒绝。那么这个研究院、这个大讲堂干什么?我当时想的是我们山西。我们山西人傻吗?我不承认。我觉得我们山西人聪明的不得了,我们的晋商是那么的伟大。可是我们现在又是咋回事呢?为什么我们除了传统产业、除了煤焦铁电,新兴的产业就不会做呢?这是经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也许根本不应该是我的,应该是省委省政府的,但是我觉得我特别牛逼,我不自觉的就把这重担担在了我的肩上,想通过振东管理研究院,让山西的企业家、高管们开开窍,往前看,去创新,去拼搏,去奋斗!因为我们山西的老百姓有的日子还不好过,我们山西的经济还很落后,我们山西的形象还不太好。我一直这么想。我自认为我和宋老师是“狼狈为奸”,我自认为我们是两个250,加在一块是500,所以一拍即合。我们两个就边筹划、边发展,一不小心就五年了。中间想放弃。有一次在省国资委开会的时候,一个国资委的老总说:安平呀,你们办的这个大讲堂真好!我听过两次。我说:你怎么不和我说呢?他说偷偷去听的。本来想放弃了,说实话,一听这个话,有用!那就不放弃了,继续往前推。它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只要你是真诚的,是善良的,是上进的,我觉得(事情)没有对错之分。所以说,这个研究院、这个大讲堂就继续往前推了。下一步还要往前推!我相信会推得越来越快,会推得越来越准,会推得越来越新。我相信我们这个大讲堂能成为我们山西省经济界、企业界的一个典范。可能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火,能燃起燎原大火,只要能照亮一点点,我们也没有白做。

最后,我还要真诚的感谢宋老师——我终生追求的哥们,最好的朋友,非常感谢他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非常感谢我们财大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都在付出,但是我们的付出不会付之东流的,我们的付出是要有成果的!相信我们振东管理研究院、振东管理大讲堂明天会越来越好,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