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
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开始。
1965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提出“六·二六”指示。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1988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定名。
2013年6月26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地球。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中国的外交辞令中，有一个颇具人情味的政治称谓，叫作“老朋友”。据考证，这个称谓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56年的《人民日报》，获得者是加拿大人文幼章。此后，来自123个国家的至少601位外国人，都曾被叫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今，随着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务实，“老朋友”们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他们的故事，却为我们重新审视那段风云变幻的年代，提供了最全面、最独特的视角。
1.老友的代际
提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熟悉的称谓，你会想到谁?
也许是白求恩和著名的“3S”——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三位知名记者兼作家，姓氏恰好都以英文字母S开头——编者注）；也许是名字耳熟能详的西哈努克亲王；也许是基辛格、尼克松；也许是萨马兰奇。
这些名字的确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同样的称呼背后却是不同的身份和背景。“3S”和白求恩都是第一代老朋友的代表。他们在1949年之前来到中国，或是向世界介绍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共，或是在战场上救死扶伤。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登场的是第二批“老朋友”。在冷战的国际局势下，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是老友的标准，因此这个时期的老朋友大多是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比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
1972年中日建交和基辛格访华，则标志着另一批为国家友谊破冰的老友出现。他们有的是民间外交使者，比如日本的清水正夫夫妇和他们的松山芭蕾舞团;有的则是政治人物，比如尼克松，这位美国总统，因为在中美建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始终享有良好的声誉。
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批老友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北京申奥中的功臣萨马兰奇。
2.从老友到“间谍”
1949年，中共建政。斯诺这样的第一代老友自然是欢欣鼓舞。然而，历史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苏联的态度。当时，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消除斯大林对他的怀疑，因此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苏联。然而，斯诺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
1949年4月，这位美国记者在《邮报》上发表文章称：“经过对中国十余年的直接研究，我认为，从长远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不愿意使中国的民族利益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正和斯大林闹翻，斯诺却不合时宜地对中国也作出了“铁托式”的判断。
这让中国政府对斯诺产生了很大的戒心。正因为如此，尽管斯诺从1949年开始就不断致函毛泽东，请求重访中国，但却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答复。
“今晚，我突然感到疲劳、孤独、凄凉、年迈和与世隔绝，没有一个可以聊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够再次发挥作用吗？”在经受了十年的孤独岁月后，上世纪50年代末，斯诺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3.从对手到朋友
时代的变迁不仅会让朋友变成陌路，也会把对手变成朋友。
或许超出许多人想象的是：在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人当中，日本人最多，达到了111名，排名第二的是美国人，但数量还不到日本人的一半。日本人和美国人，曾经被视为敌人，在上世纪70年代却诞生了大量“老朋友”，一切皆因外交形势使然。
1971年7月15日，基辛格秘密访华结束后，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将在1972年访问中国，而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竟然在公报发布前3分钟才得到消息。不过，美国人的举动，倒也给中日关系形成了有利的刺激——对中国不友好的佐藤下台了，将中日关系正常化视为重要工作的田中角荣成为了新首相。日本国内的舆论呼吁说：像中美恢复交往的过程那样，日本很有必要也推出一位自己的“和式基辛格”。
与此同时，日本政界对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的呼声也极为高涨，自民党国会议员古井喜实就曾说：“北京机场首先向美国总统而不是日本首相开放”，“日本必须尽快地与中国恢复邦交”。
无论是田中角荣，还是古井喜实，还是民间外交的代表——松山芭蕾舞团创始人清水正夫夫妇，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的重量级人物。如果没有外交形势的变化，他们的名字不会被中国人知晓和记住。
祝好朋友长征步向三春迈，伟业图从四化描！
1929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
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开始。
1965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提出“六·二六”指示。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1988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定名。
2013年6月26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地球。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中国的外交辞令中，有一个颇具人情味的政治称谓，叫作“老朋友”。据考证，这个称谓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56年的《人民日报》，获得者是加拿大人文幼章。此后，来自123个国家的至少601位外国人，都曾被叫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今，随着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务实，“老朋友”们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他们的故事，却为我们重新审视那段风云变幻的年代，提供了最全面、最独特的视角。
1.老友的代际
提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熟悉的称谓，你会想到谁?
也许是白求恩和著名的“3S”——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三位知名记者兼作家，姓氏恰好都以英文字母S开头——编者注）；也许是名字耳熟能详的西哈努克亲王；也许是基辛格、尼克松；也许是萨马兰奇。
这些名字的确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同样的称呼背后却是不同的身份和背景。“3S”和白求恩都是第一代老朋友的代表。他们在1949年之前来到中国，或是向世界介绍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共，或是在战场上救死扶伤。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登场的是第二批“老朋友”。在冷战的国际局势下，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是老友的标准，因此这个时期的老朋友大多是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比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
1972年中日建交和基辛格访华，则标志着另一批为国家友谊破冰的老友出现。他们有的是民间外交使者，比如日本的清水正夫夫妇和他们的松山芭蕾舞团;有的则是政治人物，比如尼克松，这位美国总统，因为在中美建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始终享有良好的声誉。
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批老友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北京申奥中的功臣萨马兰奇。
2.从老友到“间谍”
1949年，中共建政。斯诺这样的第一代老友自然是欢欣鼓舞。然而，历史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苏联的态度。当时，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消除斯大林对他的怀疑，因此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苏联。然而，斯诺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
1949年4月，这位美国记者在《邮报》上发表文章称：“经过对中国十余年的直接研究，我认为，从长远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不愿意使中国的民族利益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正和斯大林闹翻，斯诺却不合时宜地对中国也作出了“铁托式”的判断。
这让中国政府对斯诺产生了很大的戒心。正因为如此，尽管斯诺从1949年开始就不断致函毛泽东，请求重访中国，但却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答复。
“今晚，我突然感到疲劳、孤独、凄凉、年迈和与世隔绝，没有一个可以聊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够再次发挥作用吗？”在经受了十年的孤独岁月后，上世纪50年代末，斯诺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3.从对手到朋友
时代的变迁不仅会让朋友变成陌路，也会把对手变成朋友。
或许超出许多人想象的是：在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人当中，日本人最多，达到了111名，排名第二的是美国人，但数量还不到日本人的一半。日本人和美国人，曾经被视为敌人，在上世纪70年代却诞生了大量“老朋友”，一切皆因外交形势使然。
1971年7月15日，基辛格秘密访华结束后，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将在1972年访问中国，而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竟然在公报发布前3分钟才得到消息。不过，美国人的举动，倒也给中日关系形成了有利的刺激——对中国不友好的佐藤下台了，将中日关系正常化视为重要工作的田中角荣成为了新首相。日本国内的舆论呼吁说：像中美恢复交往的过程那样，日本很有必要也推出一位自己的“和式基辛格”。
与此同时，日本政界对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的呼声也极为高涨，自民党国会议员古井喜实就曾说：“北京机场首先向美国总统而不是日本首相开放”，“日本必须尽快地与中国恢复邦交”。
无论是田中角荣，还是古井喜实，还是民间外交的代表——松山芭蕾舞团创始人清水正夫夫妇，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的重量级人物。如果没有外交形势的变化，他们的名字不会被中国人知晓和记住。
祝好朋友长征步向三春迈，伟业图从四化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