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2年4月24日，卢沟桥建成。
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创刊。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孙中山是如何从党员“总理”成为全民“国父”的？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说起“国父”，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孙中山，在电视剧里，会发现很多国民党员称之为“总理”。“国父”与“总理”这两个称谓都是孙中山逝世之后才有的，要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清末革命党说起。
1905年7月，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主要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合并而成，从“同盟”二字就能看出其联盟组织的性质，各团体名为合并，但不代表原组织彻底失去自主权。同盟会“反清”的革命目标一致，但组织上却是松散的，缺乏集中统一。
孙中山被选举为同盟会总理，这时的“总理”虽是同盟会最高职务，但并非他专属称呼，相当于造反者联盟的盟主。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光复，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时的孙中山地位与“国父”仍相去甚远，几个月后军政大权就落到袁世凯的北洋系手中。
民国初年，各地大大小小的政治组织无不热衷于组党造党，原为地下革命组织的同盟会必然也要适应这一时代的变化。几经周折后，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民国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五党组成新党，根据“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之主体”的宗旨，定名为国民党，于1912年8月25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9月3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后的第一个职务。然而孙中山对党务并无兴趣，不久就委托给宋教仁代理。
需要说明的是，民初这个国民党和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同一回事。在随之而来的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等一系列动荡后，这个松散的国民党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很快分崩离析了。1913年，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于次年6月成立了与国民党有本质不同的中华革命党，并自任党魁。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明确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新规约，党名从此再未更改，一直延续至今。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党魁”，孙中山在党内的职务和同盟会时期的叫法一样，即总理。
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本部设总务、党务、财政三部，分别由居正、谢持、廖仲恺分任部主任。在此后几年，国民党日益成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再次被推举为总理，仅隔一年后，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在总理的任上，他临终前的遗嘱因此被称为“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5月召开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和《关于接受遗嘱的训令》，此后国民党一直未选举出新的总理。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对党章的修改、宣传和财政、军事等工作做出了相应决议，并产生了党中央新一代的领导机构。根据“二大”通过的国民党新修党章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从此，总理一职成了国民党中的特殊职位，总理之位永远留给了党的创始人孙中山。
相比之下，“国父”这一称谓的出现要晚得多。尊孙中山为“国父”，是蒋介石1925年3月30日在东征途中兴宁城提出的。当时，他在兴宁城北门外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将士大会。会上，蒋发表演说，尊孙中山为“国父”。
他说：“我们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蒋在孙中山死后，自称是孙中山的忠诚门徒和弟子，并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这是一种尊上隆礼的表现。由于这个称呼既亲切又富有人情味，故广为民众所接受。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该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首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命令发布后，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普遍感到在一些不同的场合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好呢，还是称“国父”好呢？基于此，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孙中山“国父”的历史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此后，许多叫法也有微妙变化，例如《总理遗嘱》开始被改称《国父遗嘱》，《总理纪念歌》改为《国父纪念歌》，就连原歌词中“我们总理，首创革命”也改成了“我们国父，首创革命”，其实都只改动了两个字，其他均未变。“总理”是政党的职位，而“国父”则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看似仅仅是称呼变化，背后伴随的是一系列强制性政策，例如学校学生必须背诵《国父遗嘱》，政府公职人员必须穿中山服等。两字之差，“党员必读”就变成了“全民必读”。
祝好朋友长征步向三春迈，伟业图从四化描！
1192年4月24日，卢沟桥建成。
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创刊。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孙中山是如何从党员“总理”成为全民“国父”的？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说起“国父”，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孙中山，在电视剧里，会发现很多国民党员称之为“总理”。“国父”与“总理”这两个称谓都是孙中山逝世之后才有的，要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清末革命党说起。
1905年7月，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主要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合并而成，从“同盟”二字就能看出其联盟组织的性质，各团体名为合并，但不代表原组织彻底失去自主权。同盟会“反清”的革命目标一致，但组织上却是松散的，缺乏集中统一。
孙中山被选举为同盟会总理，这时的“总理”虽是同盟会最高职务，但并非他专属称呼，相当于造反者联盟的盟主。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光复，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时的孙中山地位与“国父”仍相去甚远，几个月后军政大权就落到袁世凯的北洋系手中。
民国初年，各地大大小小的政治组织无不热衷于组党造党，原为地下革命组织的同盟会必然也要适应这一时代的变化。几经周折后，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民国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五党组成新党，根据“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之主体”的宗旨，定名为国民党，于1912年8月25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9月3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后的第一个职务。然而孙中山对党务并无兴趣，不久就委托给宋教仁代理。
需要说明的是，民初这个国民党和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同一回事。在随之而来的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等一系列动荡后，这个松散的国民党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很快分崩离析了。1913年，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于次年6月成立了与国民党有本质不同的中华革命党，并自任党魁。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明确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新规约，党名从此再未更改，一直延续至今。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党魁”，孙中山在党内的职务和同盟会时期的叫法一样，即总理。
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本部设总务、党务、财政三部，分别由居正、谢持、廖仲恺分任部主任。在此后几年，国民党日益成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再次被推举为总理，仅隔一年后，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在总理的任上，他临终前的遗嘱因此被称为“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5月召开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和《关于接受遗嘱的训令》，此后国民党一直未选举出新的总理。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对党章的修改、宣传和财政、军事等工作做出了相应决议，并产生了党中央新一代的领导机构。根据“二大”通过的国民党新修党章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从此，总理一职成了国民党中的特殊职位，总理之位永远留给了党的创始人孙中山。
相比之下，“国父”这一称谓的出现要晚得多。尊孙中山为“国父”，是蒋介石1925年3月30日在东征途中兴宁城提出的。当时，他在兴宁城北门外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将士大会。会上，蒋发表演说，尊孙中山为“国父”。
他说：“我们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蒋在孙中山死后，自称是孙中山的忠诚门徒和弟子，并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这是一种尊上隆礼的表现。由于这个称呼既亲切又富有人情味，故广为民众所接受。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该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首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命令发布后，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普遍感到在一些不同的场合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好呢，还是称“国父”好呢？基于此，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孙中山“国父”的历史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此后，许多叫法也有微妙变化，例如《总理遗嘱》开始被改称《国父遗嘱》，《总理纪念歌》改为《国父纪念歌》，就连原歌词中“我们总理，首创革命”也改成了“我们国父，首创革命”，其实都只改动了两个字，其他均未变。“总理”是政党的职位，而“国父”则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看似仅仅是称呼变化，背后伴随的是一系列强制性政策，例如学校学生必须背诵《国父遗嘱》，政府公职人员必须穿中山服等。两字之差，“党员必读”就变成了“全民必读”。
祝好朋友长征步向三春迈，伟业图从四化描！